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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信所见陈寅恪先生与缪师彦威之交往

时间:2020-02-21 15:37    点击量:

书信所见陈寅恪先生与缪师彦威之交往

缪钺工作照 (作者供图/图)


(本文首发于2019年11月21日《南方周末》)


陈寅恪先生作为“教授中的教授”,在学术界为中外学者所景仰。他一生先后执教若干所中国最重要的大学,但其学术影响,并不只限于曾有幸在校园之内亲承其音旨的学生,通过阅读他的著作而受到影响得到启发的学者,遍及中古研究的各个领域。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,业师缪彦威先生之治学,便受到陈先生的深刻影响。缪师曾在自传中说,他很早就“读到王静安、陈寅恪两位先生的著作,对我影响很大”。从缪师平生治学的经历来看,这种影响并非空泛而言而是非常具体的,他在思想学术上对王陈两先生之学识精博、融贯中西,能开拓新领域,运用新方法的治学方式始终服膺,在1944年夏天后,缪师还曾获得机缘,向陈寅格先生通函请益。


缪师自幼旧学基础深厚,七八岁即从外祖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,在十八岁中学毕业前,已较为系统地掌握了文字、声韵、训诂及目录学等方面的知识,阅读了相当数量的经、史、子、集要籍,也看了许多小说戏曲之书,尤其《诗经》《左传》《庄子》《楚辞》数种,更是熟读无厌。在读书中,他博览清代学者著述而注重兼采诸家之长,推崇黄(宗羲)、全(祖望)、邵(晋涵)、戴(震)、章(学诚)的识解闳通,钱(大昕)、段(玉裁)、二王(念孙、引之)的考证精核,而尤慕汪中的“博极群书,文藻秀出”。但缪师同时亦接受新式教育,思想并不保守,也不拒绝外来之新观念。他始终主张在文化上应兼采东西方之长,既不抱残守阙,“湛溺旧闻,墨守故榘,傲然自尊”,亦不可迎合潮流,盲目崇外,“以肤受末学,投国人嗜奇趋易之心”,“惟有镜照衡权,撷长弃短”,融合中西,“兼蓄新质,而能存故美”。(见《与编者书》,《冰茧庵论学书札》上卷,第4页,商务印书馆2014年)他在思想上尤其赞同接受当时“学衡”一派融汇中西的思想文化主张,因观念之合,缪师与郭斌龢、吴宓、刘永济等“新人文主义”的学衡派学者,毕生道义相期,情谊深笃。这些友人及新开棋牌下载缪师之亲故中,不乏与陈寅恪先生交往密切者,不过,缪师与陈先生的一段书信交往,却似乎并非缘自这些友人与亲故的推介。



陈先生初知缪师,根据缪元朗的研究,可能与1943-1944年间方豪和陈先生的书信来往有关。方豪(1910—1980)字杰人,浙江杭州人,历史学家,同时也是天主教神父,著有《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》《中国天主教史论丛》《宋史》《中西交通史》等著作,时任浙江大学教授。方豪《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》中尝言:


三十二年二月十日,我在重庆《益世报》文史副刊第廿六期发表《相偷戏与打簇戏来源考》,是答复缪彦威先生(钺)论北朝胡俗书,……曾寄奉寅恪先生一份,……寅恪先生复书……。(见张杰、杨燕丽选编《追忆陈寅恪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)


方豪信中所说“缪彦威先生(钺)论北朝胡俗书”,今收入《冰茧庵论学书札》。(见《冰茧庵论学书札》上卷,98-99页《与方豪书》)缪师在此信中,先透过宋人著作里描述的辽金之俗,上溯观察两种鲜卑旧俗“相偷戏”和“打簇戏”,从古代东胡族甚至“西方诸胡国”的特有文化风习层面加以思考,以为或“可征东西诸族往还之迹象”,并求教于浙大同事,“夙治中西交通史的”方豪教授,方豪遂作文以回复之。此文发表,方豪特寄奉陈先生。陈先生之“复书”收入《陈寅恪集·书信集》。此信原日期有月日无年份,编者定为1943年,但据缪元朗考证,方豪文章刊于194炸金花游戏大全下载3年2月20日的《益世报》,发表后始寄与陈先生,所寄时间必然晚于发表时间,加上邮路因素,陈先生收到此信应在数月之后。陈先生复信所署时间为1月6日,其年份断不可能为1943年。应为1944年1月6日方为合理。(参见缪元朗《陈寅恪先生对缪钺先生的学术影响》,载《史学史研究》2008年第1期)陈先生信中云“先生与彦威先生读史精博如此,至为钦服。北齐、隋、唐之胡俗,有一贯之关系,弟前于拙著《隋唐制度论》中论音乐章,略发之”。按中古南北朝隋唐之文化、制度、民族、风俗,本是陈先生研究精深的领域,而陈先生素来注重以纵贯之眼光看待北方各族的历史和风俗文化,缪师所观察到的北族风俗及变迁,与陈先生所研治恰相契合,故陈先生读后颇为赞许,云“读史精博”,当非敷衍客套之虚语。由此而对缪师之研究留下印象,亦属当然。


陈寅恪致缪钺 (作者供图/图)


缪钺致陈寅恪 (作者供图/图)



陈先生给方豪的复信写于1944年初,根据陈贤华所作缪师传记,大约由此机缘,1944年起,缪师开始向陈寅恪先生通函请益。(见陈贤华《缪钺》新都汇棋牌下载,载《中国近代教育家传》第三卷,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)当时缪师正执教浙大,居贵州遵义,而陈先生则于1943年底抵成都,任教于燕京大学(借用华西协合大学校址),住成都华西坝广益学舍四十五号。这一时期,二人有数度函件往来。1945年秋,陈先生离开燕京,由成都至昆明,赴英应牛津大学教授职位之聘,并借此机会治疗目疾。后来手术未能成功,于是辞去牛津大学教职,经美洲回国。据杨联陞先生在《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》中所记:“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六日与周一良兄(当时青年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)同随赵元任先生夫妇,到纽约卜汝克临二十六号码头停泊之轮舟中,探望先生。时先生……对一良与联陞近况,垂询甚详。……先生又询及联陞之内兄缪钺彦威,云曾数度通信。”(见张杰、杨燕丽选编《追忆陈寅恪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出版)


虽然有“数度通信”,但由于材料的散失,他们交往的直接证据,目前已发现的仅有书信两通。


这两通书信,一通为陈先生给缪师的复信:


彦威先生道席:读/大作七律四首,敬佩之至,知/公于此道深矣。/尊著文学论曾于此间书肆见之,亦拜读一过,非精于文、诗、词如/公者不能为也。惜/赐寄之本尚未收到,岂邮局误耶,抑燕大传达之误耶?以后如蒙/惠书,乞寄:成都华西坝广益学舍四十五号,不由燕大转,当较妥也。敬叩/撰安。(见《陈寅恪集·书信集》,北京三联书店2001出版)


此复信所署日期为1944盈乐斗地主下载年8月25日,信中提到缪师前函曾寄七律四首,又提到尚未收到缪师所寄之书。然而缪师原函为何,之前一直未曾得知,缪师哲孙缪元朗2012年编《冰茧庵论学书札》(商务印书馆2014初版)时亦未见。至2014年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《陈寅恪研究:新史料与新问题》(周言编),书中有郭长城《陈寅恪抗日时期文物编年事辑》一文,此文中所收录的一件信函,恰为缪师致陈先生之函,内容如下:


寅恪先生有道:前奉/手教,奖饰逾量,愧不敢承。拙著文论九篇,近由路明书店印为一小册,挂号寄上,敬乞/教正。迩来书店印刷粗疏,此书封面题字尤劣,殊使人不惬意也。钺平生极敬佩王静安先生,尝叹其姿诣之超异敻绝,在近三百年中殆罕见其匹。虽未尝奉手承教,然读其遗书,论文治学,深受启发。拙著中《王静安与叔本华》一文,于静安先生才情造诣,妄有所论列,惟恐浅薄无当。/先生与静安先生相知夙深,尚乞/不吝指示为感。肃此,敬承/箸祉/缪钺拜上(此函现已收入《冰茧庵论学书札》商务印书馆2018年二印本)


信末所署时间为1944年6月29日,从时间推测,此函很有可能为陈先生复缪师之函的前函,两函间隔时间近二月,考虑到战时邮路不便,从遵义到成都历时逾月也有可能。陈先生复函中所云尚未收到之书,或即为此函中提到的路明书店所印“文论九篇”一小册。但此函并未提及有“七律四首”呈上陈先生,而函中向陈先生请教王静安之学的问题,陈先生后一函中也未见回应(当然也有可能是缪师《王静安与叔本华》一文因收在路明书店所印书中,陈先生尚未收到,故未及讨论),所以也不排除这两月间,缪师和陈先生尚有其它函札往来。值得注意的是,缪师此函中又提到“前奉手教”,可知在此之前与陈先生尚有信札往还,印证了杨联陞所记陈先生言中的“数度”二字。


此通信函的发现过程颇为曲折。据友人见告,当是在1948-1949年间,陈先生曾运送了一箱或数箱物品至台湾,其中包括陈先生的几种最常用书籍、最重要的几种手稿、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重要文件如聘书、证件(如赴英护照)、信件、书画等等,据说存于史语所库房中。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批文物流入坊间,其中一部分由当时供职于史语所的郭长城拍照复制,原文物则最后不知所终。缪师的信函即在这批文物之中,得以留存图像,堪称幸运。从郭文中照片可以看出,陈先生对缪师此通书札保藏相当用心,信札纸质墨迹都颇为完好。



郭文中并曾提及陈寅恪先生早年刊印的几种著作,包括作为“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专刊”的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等,这些版本,缪师一直珍藏,反复阅读。其中有《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》单行本,为陈先生在成都时,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社1945年刊印。这篇重要论文陈先生1943年完成于桂林,1945年在成都发行单行本(见蒋天枢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》),由马鑑(马衡之弟,时任燕大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)题签。此本为此文之最早单行本,其底稿,即郭长城1980年代在台北所见并拍摄的陈先生手稿,据郭氏考订,此手稿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出版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稿对校,有多处增删异改,而大抵以手稿为佳。有意思的是,郭文所举之例,正是笔者当年在上古本中见到并请教过缪师的问题。记得在1983年左右,笔者读陈先生《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》,对其中一句“(郭)景纯不是道家方士”深为不解,遂请教缪师,缪师马上拿出燕大所印的这一版本,原来原文是作“郭景纯本是道家方士”,上古本错了关键的一个字,以致文义全非。值得提及的是,缪师珍藏的这本单行本,来历殊不寻常,其封面左上有“缪教授 钺”四字题赠,颇疑为陈先生亲笔。若可证实,则说明陈先生在赴英之前,可能与缪师仍有邮件往还。


1945年秋,陈先生离开成都,1946年10月回到清华园,以后又转道上海到达广州,最终留驻岭南,任教中山大学。而缪师则于陈先生离去后,于1946年8月抵成都,任教华西协合大学,亦住华西坝。数年后执教川大。从两位先生各自的时空履迹来看,他们始终未曾有一面之缘。如缪师所言:“寅恪先生是我最钦佩的前辈学者,但只是通函请益,未尝亲承音旨。”(参见卞僧慧《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》卷五,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,223页)仅只通函而没有机会亲承音旨,对于非常尊崇陈先生的缪师而言,内心或不无怅然之感,1946年冬,缪师曾作有《念奴娇》词一首,小序云“一九三五年冬,余居广州,赏梅萝岗。抗战军兴,转徙粵西黔北。偶睹一两株,楚楚可怜。一九四六年,朅來成都,广益学舍,梅花盛开,感念旧踪,因赋此解”。华西坝广益学舍是陈先生在成都时的住处,缪师当时住华西坝宁村,到广益学舍应是专程前往。词序以颇含感情之笔写广益学舍盛开之梅花,除忆旧游,亦当包含对曾居于此的陈先生之怀想。


(本文得到缪元朗教授诸多帮助,特此致谢)


景蜀慧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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